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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我和陈凯歌的合作正好很搭配，因为我觉得他有知识分子情怀，而我在电影类型方面的把握更到位一些。在《霸王别姬》的剧本创作过程中，我特别强调内心，这也是我一贯把握的内容。
我也一直给凯歌讲类型的理念，比如正剧、悲剧、传奇是《霸王别姬》在类型里面的三个因素，这三个因素我们一定要抓住，在电影制作中一定要把这些因素体现出来，做到正剧的分量、悲剧的情怀、传奇的观赏性。如果把这三个方面的表现结合起来，这个电影就没问题，不可能不好看。
事实上也是如此。最后拍出来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这部电影对类型的掌握和表现基本到位，可以说是80%到位了。另外还有20%，是在某些地方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,比如说有些戏是不是可以再推敲一下，有一些戏是不是能够做得更精彩、更准确。
但是我觉得《霸王别姬》最为成功之处在于，当时在创作的时候，编导的关系非常融洽，整个主创团队气氛和睦。这种天衣无缝的合作，我觉得是中国业内少见的。而且那个时候凯歌的状态是一流的，我觉得他当时的创作态度、人生阅历都到了他最完美的阶段。
当然，这里面也许有一个外因，在这里我就多说两句那个时候从导演的角度评价，凯歌的声望比艺谋差很多，因为艺谋已经拿了好几个大奖，他一个都没有。陈凯歌把这些压力变成了动力，所以在做《霸王别姬》的时候，我会经常鼓励他说：咱们俩携起手来打倒老谋子。
我并没有从头到尾跟剧组，但是摄制期间我出了很多主意，一起解决了很多问题。比如说服装跟不上，凯歌会让我跟服装去谈，我也给他们画，给他们作示范，因为这正好是我本行。
这就是我所提到的团队的力量。凯歌那时候对于合作者予以充分的尊重，确实是抱着真诚合作的态度在做事情。这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，就是确定找张国荣来演这个决定，是我们投票决定的，而不是凯歌一个人说了算的。
我在媒体上也曾经说过这件事：当时程蝶衣这个角色由谁来演，凯歌一开始是属意尊龙的，他主要是考虑到尊龙的影响，因为尊龙拍《末代皇帝》时已经是世界级的影星了，而张国荣只是香港区域性的影星。我当时就给大家讲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左宗棠当陕甘总督的时候，在西北时说过一句话：“只问良匪，不问回汉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只管你是造反还是不造反，不管你是还是汉民。放在我们的选角上，我们也应该只问演技，而不管来头，我们只管你是不是适合角色，而不必管你的牌头大还是小。
凯歌就说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大家来决定这个事。当时五个主创：我、执行导演、录音师陶经、摄影师顾长卫、导演陈凯歌，我们五个人一起投票。结果有四个人投了张国荣。凯歌就说，你们四个人都说他合适，那就是他了，我不坚持，大家的意见一定有其道理。既然四个人都同意，那一定是有道理的。最终，我们决定了用张国荣。
回首《霸王别姬》的创作历程，我主要想强调的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艺术家，我们的工作原则是以艺术标准为第一。但现在很多人的身份改变了，导演成了潜在的老板，或者说半个老板。因为他们和电影的经济利益关系过于密切，他们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。
至于《霸王别姬》和原著的关系，我们只是利用了这个壳，我们注入了我们自己生命的体验和对于灵魂的表述。一方面，我们尊重原著，尊重原著作者的创作；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抛开原著，自己去重新创作剧本。这当中最关键的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，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人物，这是编剧所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。
